以讹传讹非茶之学术,科学严谨茶学之本(深度好文)

发布时间:2017-07-10 17:10  作者: 竺济法   来源:弘益茶道美学
2015年4月,笔者分别在《农业考古·中国茶文化专号》、《中国茶叶》杂志发表《各地四种茶文化宣言、共识中的茶史与学术错误》。此后,一些网站、茶刊作了转载。笔者希望一些当事人,尤其是某文史并不内行的茶学家,作为茶文化学术权威,不遵循学术规范,能对这些“拍脑袋” 留下的明显错误有所醒悟和反省。但事与愿违,不仅没看到其任何相关话题修正文字,相反继续为某些错误辩解,俨然成为某些虚假不实茶史的代言人,严肃的学术问题被行政化,甚至江湖化。本文就此作一简评。
一、当代标志性虚假不实茶事之一:子虚乌有吴理真  指鹿为马江湖化
2004年4月20日,四川省雅安市《世界茶文化蒙顶山宣言》,由某专家等人签字认定发布(以下简称“《宣言》”)。该《宣言》依据某茶学副教授缺乏基本文史与学术常识的所谓“考证”,在没有任何文献出处的前提下,误读南宋无撰文、书法、刻字、立碑作者及单位的“四无”碑刻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(以下简称“《行状》”),将南宋以后出现的无籍贯、无家世、生死均为神话、各种名人辞典均无记载的虚构神僧吴理真,依据“甘露”字样,望文生义,臆断为公元前53年在蒙顶山种茶。因西汉僧有悖佛教常识,又将其僧人身份篡改为药农。凡是能读懂古文的读者,都能看出《行状》诸多虚构特征,而此前关于蒙山茶的各种文献均未见吴理真其人其事。 《宣言》如此认定说:“据文字记载和史迹佐证,雅安蒙顶山最早人工种茶。公元前53年,雅安人吴理真在蒙顶山种下七棵茶树,首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。”
蒙顶山茶园,图片来源网络
自2011年以来,笔者已先后在本刊和其它茶文化报刊、网站发表了《子虚乌有吴理真——关于“吴理真虚构说”的四点特征和相关考述》、《吴理真是南宋以后出现的虚构人物》等多篇文章,对吴理真其人其事作了溯源考证。
(一)吴理真是南宋以后出现的虚构神僧,溯源解读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 经笔者认真考证,吴理真是南宋以后出现的虚构神僧。其原始出处为成书于清道光丙午年(1846)的《金石苑》之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。《金石苑》作者为清代官员、大学者刘喜海(1793-1853)。顾名思义,收入《金石苑》之《行状》,是作为金石碑记辑录下来的。该碑记来源于落款为南宋绍熙三年(1193)的石碑,现已散失不存。据刘喜海记载,《金石苑》中吴理真画像及《行状》碑文,均为原样临摹,并将年代确定为宋代,目录中列为《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》。2011年,经笔者广泛搜罗,才将此《行状》复印件公布于世,而此前一直未曾公布,因与当地炒作的吴理真事迹有所出入。 《行状》原文如下: 师由西汉出,现吴氏之子,法名理真。自领表来,住锡蒙山,植茶七株,以济饥渴。元代京师旱,敕张、秦枢密二相,诏求雨济时。师入定救旱,少顷沛泽大通。一日峰顶持锡窠井,忽隐化井中,侍者觅之,得石像。遂负井右,建以石屋奉祀。时值旱魃,取井水,霖雨即应。以至功名、嗣续、疾疫、灾祥之事,神水无不灵感,是师功德有遗之也。故邑进士喻大中,奏师功行及民,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像。(注:文中注有“淳熙戊申[1188]敕赐普慧妙济菩萨”)时绍熙三年(1193)二月二十六日,勒石于名山县蒙顶山房。

根据原始碑石临摹、收录于清代《金石苑》 《甘露祖师行状》复印件
笔者试译白话文如下: 法师由西汉神灵转世,今为吴氏之子,法名理真。从岭南地区到蒙顶山房长驻修行。曾植茶七株,以供饮用和观赏。南宋始元时代(南宋第一位皇帝为宋高宗,1127-1162年在位),京师临安等地持续大旱,皇上命张俊、秦桧枢密二相,诏告天下求雨救旱。法师小有神通,遵诏入定救旱。少顷便大雨倾盆,解除了京师等地广大地区的旱情。一日,法师持锡杖到峰顶井里,忽然隐化于井中。侍者寻觅,未见衣物、尸身,仅得石像。众人无不称奇,遂在井右建石屋奉祀。此后凡干旱之时,只要汲取井水,即下甘霖。以至功名利禄、子孙繁衍、疾病疫情、灾难吉祥之事,皆可求助神水,无不灵感。这是师之功德造福后人也。本地进士喻大中有感于此,遂向朝廷上奏,为师请功。淳熙戊申(1188),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像。(注:文中注有“淳熙戊申[1188]敕赐普慧妙济菩萨”)时绍熙三年(1193年)二月二十六日,勒石于名山县蒙顶山房。 凡能读懂古文的人,都能看出《行状》半通不通、不伦不类,并无行状文体基本要素,家世、籍贯不详,来无影,去无踪,事迹均为显灵而已。与其说是行状,不如说是神话小品更合适。 所谓文献,指的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各类信息载体,胡编乱造的不能称之为文献。以此要求来说,虚构《行状》不能算作是历史文献。 按《行状》中出现的诸多佛教专用名词解读,主要记载南宋僧人吴理真求雨显灵等神奇事迹,其功绩并非植茶,“植茶七株”仅是附记而已。 因为《行状》中有“甘露”字样,当代始作俑者、已故某茶学副教授竟把此解读为西汉甘露年间(公元前53—前50),并前推为甘露元年。如采信此说,所谓的公元前53年出世的神僧吴理真,到南宋绍熙三年(1193年)的虚构“四无”碑刻《行状》,才露相显灵,期间断代1200多年,这样的所谓考证认定,违背基本的文史常识和学术规范。
蒙顶山古茶园,图片来源网络
《行状》为吴理真事迹孤证,此后相关文献均源于此。540年之后,有清雍正六年(1728)设立的《天下大蒙山碑》、雍正十一年(1733)编纂的《四川通志》两种文献,其中后者记载“名山县治之西十五里,有蒙山。其山有五岭,形如莲花五瓣,其中顶最高曰上清峰,至顶上略开一坪,直一丈二尺,横二丈余即仙茶之处,汉时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手植,至今不长不灭,共八小株。”这显然是对虚构《行状》断章取义之误读,成为“西汉茶祖” 吴理真的主要依据。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为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,因为没有早期僧人去当地的记载,有违于佛教史,当地就将吴理真的僧人身份,篡改包装成有皇家血统的药农。下有图文另述。
(二)某茶文化权威专家近年微妙的心理变化 关于吴理真,近年来经笔者与某茶文化权威专家的交集,可以看出其微妙的心理变化: ——2012年5月中旬,参加天台山国际茶文化学术研讨会时,笔者与某专家和另一位专家一起下山时,该专家询问某专家怎么看吴理真事,某专家说:“现在来看是宋代僧人了。”当时笔者仅考证吴理真为宋僧。 ——2014年秋天,笔者发表了吴理真是虚构人物的考证文章,网上与某专家交流,希望他作为《宣言》当事人谈点体会,他说:“还是让历史去评判吧!” ——2014年12月12日,在台州召开的一次茶文化大会上,笔者直言提出要实事求是研究茶史,指出了吴理真等虚假茶史的错误,受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(以下简称“研究会”)会长周国富会长表扬。某专家在发言时表态说:“关于吴理真,学术上是可以讨论的。” ——由某专家主笔、2015年7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新茶经》书中,表述为“至今在蒙顶山上清峰仍保留着传说中的汉代吴理真栽种的七棵仙茶。”①“传说”不能作为学术认定依据。 令人惊讶的是,在2015年第11期《茶博览》杂志上,某专家发表了《对西汉甘露年间吴理真在蒙顶山种茶的理解》一文。该文没有提供任何南宋之前的文献,所引史料均为笔者反复在多篇文章写到,属于南宋“四无”碑刻《行状》以后、尤其是当地清代以后误读的多种文献,还有当代文献。而据笔者了解,其中说到的当代文献正是受到《宣言》等虚假认定的影响写上的。某专家认定“根据上述一系列文献可以认为,甘露大师(即吴理真)蒙山植茶是真实存在的,不是虚构的。”②大概底气不足,该文随后又补充说:“但话又说回来,吴理真其人的其他生平史料没有被发现,给人们留下了疑问空间。”试想,本是虚构神话,历代都未发现,尤其是当地近年竭尽全力都未发现,还能说没有发现吗?而作为学术认定,是发现以后再认定,还是尚未发现莫须有就作出认定,读者应该清楚的。 该文还将所谓吴理真在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种茶,与西汉神爵三年(前59年)王褒《僮约》记载的茶事相提并论,殊不知,前者是南宋以后出现的虚假茶事,是无根之木,而后者则来源于著名文献的真人真事。
图片来源网络
退几步说,即使南宋“四无”碑刻《行状》可信,以断代1200多年的南宋文献,界定公元前的西汉茶事,这可以作为定论吗?符合学术原则和规范吗?某专家作为资深研究员难道真的不懂吗? 如果说当年某专家是在未经考证史实的情况下在雅安《宣言》上贸然签字认定的;那么,他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供新的文献依据作出的错误定论,无非是以学术权威的身份而坚持错误的强词夺理!这让人想起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标志性语言:“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信了!”
(三)吴理真已被“江湖化”举例 关于真伪吴理真,当下已变为江湖化了。在专家、学者中,敢于公开质疑虚假吴理真的,主要有本人和周文棠、丁以寿三人,很多专家、学者或因利益关系,或因学术资源合作关系,或明哲保身,私下质疑此事也不愿表态。试举几例: 1)笔者本着学术良知质疑吴理真,本是正常的学术研讨,非常悲哀和可笑的是,据茶友告知,此事竟被当地一些主事者视为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偶像,犹如掘了他们的祖坟,多次在相关茶文化会议上,在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要人员在场的情况下,不仅揣摩、质疑笔者的动机,还以种种恶语中伤笔者,而少有人说公道话。吴理真之后,笔者已对各地多种虚假不实茶事、包括家乡宁波余姚的所谓“原始茶”和“六千年人工茶树根”提出质疑,不知这些人又作何理解? 2)一些专家、学者不愿化精力溯源考证,多是以讹传讹,人云亦云。某专家在不太相关的文章中,插上几句吴理真公元前54年在蒙顶山种茶的话语,笔者要求提供出处时无言以对,他竟然承认说人情大于学术。 3)某学者交流时说认同笔者的考证,但在著作中又模糊地写上西汉茶祖吴理真,见面时竟说人情重于学术。 4)2013年1月,成都某茶馆人士与某网站记者策划,设下鸿门宴,隔天邀请笔者去成都观摩《茶祖吴理真》,实际想在会上颁发所谓“特殊贡献奖”羞辱笔者。笔者因时间太紧未能成行,他们只能在网上炒作,一段时间还将该奖牌图片发布到各地彩票代理网点刷频抹黑笔者。人正不怕影子斜,佛家说,别人向你送礼而不收,等于他自己消受了。
原创话剧《茶祖吴理真》,剧照
5)一位著名专家得到了当地某些好处,感激涕零,竟然不顾20年前的考证定论,在尚未推翻前言的前提下,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语。 6)雅安一位主事者非常反感笔者质疑吴理真,说“某专家多好、多随和”,并发表《愿“和”风轻轻吹》,将正常的学术交流看成是“和”与“不和”。我说:“无非是为你们说好话吧?” 如此种种,让人唏嘘不已! 也正是在如此背景下,作为学术权威的某专家也不顾忌文史与学术常识,撰写专文,为虚构吴理真当起了代言人。
(四)以史学常识和规范来说,同时代文献未见其人其事,不能作为真实人物。 吴理真究竟是僧是道是药农?属汉属宋属虚构?以史学常识和规范来说,尤其是作为著名人物,同时代文献未见其人其事,不能认定为真实人物。就吴理真来说,除了南宋这篇虚构“四无”碑刻《行状》外,此前任何文献难觅其踪迹,更不要说西汉时代了。 著名茶学专家朱自振,早在1996年出版的《茶史初探》已明确指出:“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(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)手植的传说,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”雅安吴理真广场上的巨型吴理真塑像,以及当地送到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吴理真雕像,均为药农或农民。
位于雅安吴理真广场上的巨型吴理真塑像
某专家为了迎合当地药农、农民之说,在《对西汉甘露年间吴理真在蒙顶山种茶的理解》一文中巧妙地说吴理真“身份是农民,后来剃度为僧” ③,这么说还不是僧人吗,不知某专家作如何解释?而始作俑者、某茶学副教授则说他出身王室。本是没有生平家世的虚构神僧,又何来出身?农民乎?皇族乎,都是臆断而已! 事若反常即为妖。将虚构南宋僧人吴理真神化为西汉茶祖,让海内外茶人、游客对虚构的所谓“西汉茶祖”顶礼膜拜,弄假成真,不仅滑稽可笑,学术认定,则更为悲哀,严重损害中国茶文化形象!茶之祖国搞不清这么简单的茶史,始作俑者、代言者并不为之感到羞愧,而所有有良知、正直的专家、学者,则无不感到汗颜。 多位专家、学者与笔者交流说,对是非分歧如此之大的标志性事件,早该进行专题研讨了,否则就是学术不作为。笔者从2011年开始呼吁至今,为何不研讨?事件并不复杂,究竟是搞不清楚,还是不想搞清楚?
二、 当代标志性虚假不实茶事之二:六千年前人工栽培茶树根,田螺山先民开始用陶壶、陶杯煮茶、饮茶
某专家为之代言的当代第二件标志性虚假不实茶事,是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的所谓六千年前人工栽培茶树根,并进而生发出田螺山先民已经开始饮茶。 2015年3月18日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,在杭州召开田螺山遗址山茶属植物遗存研究成功论证会,15位专家组成员中,茶文化人文专家3人,博物馆专家3人(主要是人文方面的),茶科技专家6人,文物考古专家2人,日本教授1人。另有与会专家8人。专家地域以在杭州的为主。仅在一天短短5小时左右,完成两项任务,一是论证确认田螺山遗址山出土的山茶属树根是茶树根,二是论证确认这些茶树根是人工栽培的。

河姆渡文化代表性干栏式建筑,图片来源网络
同年6月30日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杭州召集30多家利发国际lifa88单位,举办利发国际lifa88发布会,确认田螺山遗址出土的“三批树根集中分布于居住区的干栏式木构房屋周围,粗细树根大多竖立于人工挖掘的熟土浅坑内,考古发掘表明它们属于先民在此人工种植树木的遗存;从树根形态、解剖结构、茶树特征性化合物——茶氨酸含量等综合鉴定结果,可以认定这批树根为山茶属茶种植物的遗存。”④ 这两次会议都由某专家作学术报告,自2009年以来,他们3人一直从事相关研究,会前会后已发布多篇认定为人工栽培茶树根文章。 上述发布信息的关键词是两点,一是通过茶氨酸确认是茶树根;二是茶树根竖立于人工挖掘的熟土浅坑内,因此确认为人工种植。 本文勉强从其茶树根之说。之所以说勉强,是因为发布会数据为独家、独项检测,而此前包括德国、美国等海内外多家检测机构检测分别有认定、否定、不清楚三种,很多专家认为,从公正来说,古树根的最终检测应改送样为现场取样,一家检测为多家检测,单一成分检测为多种成分检测,并公布全部数据。再则,茶氨酸仅是氨基酸之一种,仅占氨基酸的6%左右,古树根既留有丰富的茶氨酸,一般不会仅保留一种活性成分,而是多种氨基酸和其它成分并存,单独检测前者,忽视后者没有说服力,全面检测并全部公布岂不更好? 2017年5月1日,新华社发布消息,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立志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,已经破译茶树基因,笔者期盼通过基因检测得以确认。 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栽培问题。发布会的关键词是“茶树根竖立于人工挖掘的熟土浅坑内”。 笔者已在2015年第四期《农业考古·中国茶文化专号》发表《六千年茶树根是自然野生还是人工栽培的吗?》提出诸多疑问,本文补充以下几点: 1)以“熟土”确认6000年人工茶树根不可信。所谓“生土”和“熟土”,是土壤、考古等相关学科的专用语,相对于土壤的熟化程度而言。一般来说,原野及丘陵、高山地表下的原生土壤均为“生土”,而经过耕作,或是人类频繁活动、踩踏过的土地,则为“熟土”。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,先民棚屋之间,包括今日农村宅基地周边,凡古之先民和今之居民频繁劳动、活动之地,浅表层都是“熟土”,是很难找到“生土”的。还有各地农村村头地角,留有大量自然遗留或人工栽培的风水树、风景树或古树名木,即使是自然遗留的古树名木,其根部浅表土壤一般都已变为“熟土”,难有“生土” 、“熟土”之分。 再说,当地地处水网地带,六千年来,经过无数次水淹之后,这“生土”和“熟土”还分得清吗? 因此,这样类似专业的发布,实则是经不起推敲的忽悠。以所谓的“熟土”确认6000年人工茶树根,难以自圆其说。 2)或是先民在野生茶树根边上种植农作物形成“熟土”。先民缺少工具,野生茶树根没有清理干净,而种上其它农作物,“生土”成了“熟土”,这是完全可能的。 3)采集经济时代需要人工种茶吗?众所周知,原始时代主要为采集经济时代,野生资源比较丰富,如果先民认识茶树,需要利用茶树,可以到山上采摘,何必人工栽培呢?再说茶树适宜长在山坡上。而据《茶经》转引《神异记》茶事,当地晋代310年前后,余姚人虞洪到瀑布山采茶,这已是早期采集利用茶叶的著名茶事之一,两者时间跨越4000多年,为何虞洪不去田螺山采茶? 4)仅凭茶树根不足以证明先民利用茶树。如要确认先民利用茶树,最有力的证明是留下茶叶遗存,田螺山遗址留有树叶、鱼鳞、橡子葫芦皮等自然遗物,如果先民已开始利用茶叶,是有条件留下鲜叶或干叶的。如最近公布公元前141年逝世的汉景帝刘启墓中,发现目前遗存最古老的茶叶,这说明汉景帝爱好茶叶。这才是考古的的真凭实据,才有说服力! 5)出土的三处根块都是密集丛生和散生的,符合自然野生特征。人工栽培一般会是有规律排列,出土现场不仅三处无规则散布,每一处根块都是密集丛生和散生的,试想人工栽培会如此密集、散乱吗?

6)望“陶”生义,奢谈先民用陶壶、陶杯煮茶饮茶,犹如天方夜谈。 某专家在上述两次大会作学术报告时,均说到出土的类古茶具陶器是余姚先民饮茶的佐证:“其中特别是陶壶,它的形状与现代侧柄陶茶壶(见下图)极为相似,陶杯与现代茶杯也比较相似,由此更可相信,余姚田螺山先民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陶壶、陶杯来煮茶、饮茶了。”⑤30多家利发国际lifa88单位都按此报道了。 看到出土陶壶、陶杯,便说这是先民用来饮茶的,为什么不是饮水或饮酒的呢?水是生命之源,饮水是人类维持生命的第一需要;酒则能在自然环境中生成,酒的发明一般认为比茶更早。如果陶壶、陶杯中留有茶叶遗物或遗迹,这才是有力的物证。
没有采摘茶叶或更多其它人工痕迹,怎能确认人工栽培?奢谈先民煮茶饮茶更如天方夜谈!这么丰富的想象,已经不是学术范畴了,作为故事演义更合适。 7)考古认定无法见证和还原历史。考古发现历史,反过来又见证并还原历史。6000年人工茶树根之说,与传说的神农氏断代1000多年,与文献记载的当地茶文化断代4000多年,没有历史传承,根本无法见证和还原历史。 还有其它诸多疑问,这里不作赘述。很多专家、学者认为这是茶史大跃进。 考古以文物实物说话,仅凭勉强认定的茶树根和陶壶、陶杯,便认定田螺山先民人工种茶并煮茶、饮茶了,这如何让人信服呢?这何尝不是一种高级炒作呢?比下文的“原始茶”说了更大的故事。难怪有人说,与其说是考古成果,不如说是几位茶学、考古专家与政府默契配合的“公关”成果。 自2009年以来,类似文章某专家等3人已至少发表七八篇之多,包括下文说到的“原始茶”, 某专家堪称余姚虚假不实茶史的忠实代言人。这又让人想起王勇平的标志性语言:“至于你信不信,我反正信了!”
三、 未知名称樟科植物被认定为“原始茶”,既不科学,也不符合客观事实,不伦不类
2008年11月27日,由某专家主持、签字发布的《余姚共识》,称余姚是中国“原始茶”的源头,600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樟科植物为最早的“原始茶”。 据考古记载,该遗址遗存大量樟科及其它植物,其中樟科植物已知的有细叶香桂、山鸡椒、钓樟,还有一些未知的。这些樟科叶片大量散堆于地面上,有的装在陶罐中,可惜没有保留一些,只留下照片资料。下图即为当时留下的具有代表性的未知樟科植物叶片残片照片,未确定是什么属、什么种。有考古学家认为,先民可能用于羹饮之类,有人则称其为“原始茶”。 顾名思义,“原始茶”应该是茶的先祖之类,跟茶叶有直接关联,但此“原始茶”跟茶叶风马牛不相及。

樟科属双子叶植物纲、木兰亚纲。该科约45属,2000—2500种,分布于热带、亚热带或温带,中国约有20属420余种。大多为乔木或灌木,有含油或粘液的细胞,最常见的有樟科樟属的香樟树。如上述三种樟科植物,其共同特点与香樟树一样,叶片或树皮带有香气,干燥后容易燃烧,均可药用,但古今少见或未见饮用记载。 这些尚未确定是什么属、什么种的樟科植物叶片,根本无法断它有毒或无毒,是否可以饮用,也不能确定所有樟科植物是无毒并适宜饮用的,文献中尚无相关记载。 “茶”与茉莉花、菊花、玫瑰花、桑叶、枸杞、人参等代用茶,或叫“非茶之茶”,性质不同,不能混淆,何况文献未见或少见樟科植物可以饮用的记载。当代食物比古代宽泛,亦未见或少见饮用樟科植物,余姚当地及浙江地区尚未发现,更没有风俗传承,当代也未见开发类似樟叶茶。以香樟树叶片为例,其天然芳香气味刺激性较大,或滋味欠佳,不适宜作为“非茶之茶”。连“非茶之茶”、代用茶都称不上,岂能称为“原始茶”?
笔者思考先民可能有以下用途: 1)作为原始中草药; 2)利用其天然芳香气味调节室内空气; 3)利用其天然芳香气味驱杀害虫,如樟木箱、柜是储存衣物、书籍防虫的最佳木材; 4)用于引火,樟科植物叶片普遍含有油性,易于点燃; 5)用于祭祀、民俗等活动。如宁波城乡民间至今保留着正月十四或十五元宵节,人们在家门口火烧新鲜香樟树枝叶“燂(烧)址界”的民俗,祈求吉祥如意去病消灾兴旺发财。点燃的香樟树枝叶劈啪作响,人们念念有词:
元宵夜,燂址界,珍珠白米燀进里,蚊虫垃圾燀出外! 大家都来燂址界,燂了址界发得快! 燂燂樟树梗,银子铮铮亮; 燂燂樟树叶,银子叠打叠; 金银财宝燂进里,腌臢晦气燂出外!
香樟树是宁波市树,资源丰富,遍地可见。河姆渡遗址樟科植物叶片的上述用途,难道不比“原始茶”更客观、更靠谱吗?尤其是“燂址界”这样的乡风民俗,很多来自于远古,世代传传,经久不衰。
宁波古香樟树,图片来源网络
将未知用途樟科植物叶片称为“原始茶”,既不科学,也不符合客观事实,不伦不类,纯粹是为了显示茶文化悠久历史说故事而已。 此外,《余姚共识》将《茶经》明确界定为晋代的“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”故 事,提前到了汉代。丹丘子是仙家道人之号,《茶经·七之事》开头所列“汉丹丘子”并无出处,汉丹丘子与晋丹丘子是否一人尚待考证。将晋丹丘子提前到汉代,同时提前了虞洪的生活年代,与《茶经》相悖。 《余姚共识》所记东汉隐士“刘纲、樊云翘饮茶升天”,未见文献记载。 《余姚共识》通过前夕,笔者曾去某专家房间提出上述意见,未被采纳,通过时也没有征询意见之流程。 此后,某专家发表多篇余姚茶文化专题论文,突出记述“原始茶”,如《第十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重庆(永川)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集》之首篇《论浙江余姚茶的历史地位》等。 某专家在《余姚田螺山遗址疑似茶树根的物种鉴定与研究》一文记述说:“河姆渡的先民,利用樟科植物作饮料的说法被称作‘原始茶’,这是恰当的。我国中医中药中,很多用热水煮泡着喝的中草药,都称‘茶方’、‘茶剂’或‘茶饮’。” ⑥这两者有可比性吗?前者认定的所谓“原始茶”,根本未知植物名称、性状、用途,后者中草药则是医家久经实践有疗效的处方,但也并未如某专家所说,都称“茶方”、“茶剂”或“茶饮”的,而是称“某某饮”为多,如“生脉饮”等。
四、其它虚假不实、以讹传讹茶史
这里再记述几件某专家认定或著述的虚假不实、以讹传讹的茶史。 1)某专家主持认定、签字发布的《世界茶文化蒙顶山宣言》,将蒙顶山称为“世界茶文化发源地”、“世界茶文化圣山”,言过其实。 2)2013年6月14日,由某专家主持认定、签字发布的浙江磐安《磐安云峰茶共识》,其中写到:“东晋时,道教祖师许逊云游至此,惊鲜茶之优异,遂授之技艺,宣之四方。百姓感其德,为其立庙奉祀,开茶文化之先河。”该共识还写到:“至唐,茶圣陆羽登临,列所产‘婺州东白’为名茶,供皇室品用。”关于许逊茶事,任何国史、方志均无记载,仅采信于当代编撰的所谓传说,子虚乌有,纯属杜撰。 “茶圣陆羽登临”磐安亦未见文献记载。 3)由某专家签字认可、2009年4月10日发表的湖南《茶祖神农炎陵共识》第一条记述:“《神农本草经》载:‘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荼而解之’。” 近年某专家还在多种著述中坚持此说,其中在2015年第5期《世界农业》杂志《茶叶内含成分与人体健康》文中写道“《神农本草》记述: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荼而解之。”⑦在2015年第7期《茶博览》《茶中珍品之湖北名茶(二)·神农奇峰》文中写道:“《神农本草经》载:传说‘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荼而解之’。”⑧ 经笔者查考,并在《“神农得茶解毒”由来考述》等多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,《神农本草经》并无此说,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,茶是作为“苦菜”记载的:“苦菜:主五脏邪气,厌谷,胃痹。久服,安心益气,聪察少卧,轻身耐老。一名荼草,一名选。生川谷。味苦寒。名医曰:一名游冬,生益州山陵道旁,凌冬不死,三月三日采,阴干。” 清代陈元龙著名类书《格致镜原》才引述相关记载:“《本草》:神农尝百草,一日而遇七十毒,得茶以解之。今人服药不饮茶,恐解药也。”这里作三点说明:一是此《本草》并非《神农本草经》,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,据茶文化专家滕军转引日本冈西为人《本草概说》统计,中国隋代之前,已有《本草》类著作百种左右,唐代以后更多。如《茶经》引述《本草》,即为唐代《新修本草》,很多著述误称其为《神农本草经》。二是从该《本草》后句为“今人服药不饮茶,恐解药也”,“茶”字非“荼”字,说明是宋代或明代以后散佚版本,未见其它文献记载。三是“七十毒”非“七十二毒”,与较早记载神农事迹的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相吻合: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所谓“七十二毒”仅是现代和当代之说。鲁迅在《南腔北调集·经验》说神农:“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,但都有解法,没有毒死”,未带“茶”字。 笔者考证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荼而解之” 之说,由《格致镜原》记载演变而来,为近代或现代之说,尚未找到出处。 某专家等诸多茶文化著述所引《神农本草经》之说,只见书封图片而没有记述相关文字的书影,这是当代茶文化以讹传讹、莫须有的一个典型例子。
《神农本草经》书影,图片来源网络
4)某专家在2014年第4期《茶博览》《茶中珍品之安徽名茶(二)·霍山黄芽》文中写到“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)《霍山县志》载:霍山黄芽之名,已肇于西汉。《史记》云:寿春之山,有黄芽焉,可煮而饮,久服得仙,则茶称瑞草魁,霍茶又为诸茗魁矣’。”⑨ 笔者2013年查证,《史记》上并无此说,明显为以讹传讹,至于清乾隆《霍山县志》有无记载尚不清楚,网上说为清光绪《霍山县志》,《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》未见此条记载。笔者曾分别向霍山县志办公室打电话、发传真,查询此说出处,未见回音。不知某专家此说引自何处? 5)某专家主笔的《新茶经·尚周至汉魏六朝的茶文化酝酿》记述:“晋《华阳国志》卷一《巴志》说:‘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蜀之师……封其宗姬于巴,爵之以子……其地……丹漆、茶、蜜……皆纳贡之。其果实之珍者……园有芳蒻、香茗。’表明在武王伐纣周朝兴国之初,巴地方就已经以茶与其他一些珍贵土产品纳贡宗周,并且已经有了茶园。”⑩ 此说大概引于《茶经述评》等著述。笔者已发表的《〈华阳国志〉记载两处茶事并非特指周代》一文中指出,此说是对该志书的误读。该志书分述了历史沿革、地理、特产等,一般来说,方志所记特产为当时晋代所见主要特产,误读者将特产直接联系到沿革中的周武王时期,这从引文中诸多省略号可以看出。 这显然是不妥的,除非作者在特产中说明某时代开始即为贡品。而即使联系沿革,则可追溯为当地更早年代的贡品,也并非特指周代。
《茶经述评》书影,来自网络
6)2011年,某专家在《绿茶与人体健康》文中说:“唐代《本草拾遗》早作出过总结性评价,认为‘诸药各为之药,茶为万病之药’。”(11)此说同为多为专家、学者所引,《本草拾遗》为唐代明州(今宁波)籍大医家陈藏器所著。2012年经笔者考证,此语出自日本荣西《吃茶养生记》。
五、学术乱作为与不作为,期待得到正本清源
限于精力,笔者未能阅读某专家的更多著述。但综上所述,已经可以说明某专家的学术态度和作为了,可见其在茶史学术方面有诸多乱作为,而对真假吴理真这样大是大非的茶史问题,不组织公开研讨,谨如多位专家、学者所说,又何尝不是不作为? 一些茶史、文史类事件,地方上限于人才和视野,未免溢美或夸大其辞,或随意杜撰,这很自然。但作为官方、权威单位或权威人士组织认定发布时,必须以严谨、科学的态度,认真考证,以免出现错误或纰漏,留下历史笑柄。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,对时贤与后学的敬畏。 综观某专家茶史学术态度,如上述四种宣言、共识,无非是地方怎么说,就怎么去认定;某地杜撰出什么新的茶史,便加以引用,似乎没有或少有“考证”之说。为地方利益代言,自然会得到厚待,对中华茶文化则无疑是损害。 笔者最近在微博中评论原铁道部利发国际lifa88发言人王勇平的职业悲剧时这样写道:为国家、为人民、为公平正义代言才是正能量!希望各路发言人、代言人多为人民代言,不要为腐败势力、利益集团等负能量代言。 唐李世民云:“取法于上,仅得为中;取法于中,故为其下。”学术认定宜严不宜宽,宜紧不宜松。国家对各类广告都作出了用语规范,不得使用“之最”等绝对化用语,作为严谨、严肃的学术认定,岂能随意化、行政化、江湖化。如果很多虚假不实或牵强附会的茶史、茶事,都像某专家这样这也可以,那也可以,而去作什么宣言、共识,茶史岂不大跃进了?十多年就搞出这么多虚假不实茶史,百年之后岂非《茶经》不经了? 历史经验表明,一些好事者编造的虚假不实历史,尤其是通过纸媒文字或碑刻等形式记录存世的,即使当时或后来作过澄清,时不时会被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,作为地方史料挖出而沉渣泛起,而一般受众很难明辨是非,除非认真、严谨的学者才能正本清源。如上述南宋好事者虚构的神僧吴理真就是最好的例证,清代多种方志对其作了误读,当代则被大肆炒作,尊为茶祖了。 凡是存疑之事,尤其是存在严重争议之事,都不要轻易结论,这是学术的原则和起码道理。 错误难免,知错即改是任何人、尤其是以认真、严谨著称的专家、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。尚未发现某专家就某一错误发布更正。 笔者从利发国际lifa88转到文化,自学进入学术领域,学龄有限,但已经就陆羽卒年、奉化《应梦名山记》记载曲毫茶两事发文自我正误,并多次声明,如吴理真等茶事考证有误,将在所有发表过相关文章的媒体上自我正误。
应梦山雾景,图片来源网络
茶文化圈子不大,文史专家很少,当下认真研究茶史的资深专家不过十几人。任何学术权威,如果将明显错误的茶史,还在强词夺理辨称是正确的,或者意识到错误而不公开修正,倚权威卖权威,未免过于自信吧?而自信过头则会适得其反走向反面。 古往今来,像某专家这样,将虚假不实茶史,以“宣言”、“共识”方式,强势主持通过官方认定的,尚属先例。其主持认定的、著述中发表的这么多虚假不实历史,大多经过当代多种媒体在海内外广泛传播,目前尚未得到任何纠正或修正,即使今后得以纠正,其影响也是永久性的。可见认定、编造虚假不实茶史的后果有多严重! 这些学术错误也影响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清誉。提请研究会领导重视这些茶史错误,正本清源,该纠正的纠正,党中央、国务院都在为错误拨乱反正,何况错误认定的一些虚假不实的茶史呢?
六、结语:准确解读茶史,为各地政府、领导做好参谋
笔者已多次在文章中写到,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,足够丰富多彩,能发掘出更辉煌的茶史当然更好,而类似吴理真、所谓六千年人工茶树根这样虚假不实、经不起推敲的茶史,只能严重损害中国茶文化形象。关键是准确地解读茶史,为各地政府、领导做好参谋,而不是误导。 普通读者很少有进入学术境界的,很少从学术角度解读茶史,大多爱读《三国演义》,而读不了《三国志》。领导不太关注茶史学术,问题不在领导,而是像某专家这样的学术权威误导的结果。记得2008年通过《余姚共识》时,笔者询问浙江大学茶学系一位负责加工的教授,了解丹丘子、虞洪这些茶史吗?她说不了解,完全信任某专家,他认定的不会错,他签字就跟着签字。

《三国志》书影,图片来源网络
2014年1月7日,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:“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职业良知。”作为社会脊梁的专家、学者,更应有社会良知。 前文写到,有人质疑笔者开展正常学术研讨的动机,先后有三位茶文化领导,提醒或建议我,在披露、质疑虚假不实的同时,也伤了自己,对某些茶史问题不必太认真。笔者非常感谢领导的好意,自知质疑、否认上述虚假不实茶史不合事宜,但坚持走自己的路,在坚持认真、严谨研习茶史的同时,一旦发现有重大虚假不实茶史,会第一时间提出质疑。试想,如果专家学者不认真,各地何必成立诸多茶文化研究会,更不要学术委员会了!今天的人文就是明天的历史,我们不妨想想几十年、数百年之后,后人如何评价今天的茶文化。 中国茶史足够丰富多彩,各种虚假不实茶史只能损害中国茶文化形象。像某专家这样的资深研究员、学委会主任漠视学术规范与原则,刻意为各地虚假不实茶史代言,个中缘由读者自会明白。 陆羽《自传》云:“见人为善,若己有之;见人不善,若己羞之。苦言逆耳,无所回避,由是俗人多忌之。”这何尝不是一种鞭策和学习的榜样? 2015年12月19日,周国富会长在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,就实事求是开展茶文化学术研究作了深刻阐述:“希望大家做一个学风端正的带头人和示范者。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实事求是。搞政治不实事求是会误入歧途,搞经济不实事求是会劳民伤财,搞学术不实事求是会失德失信;实事求是不容易,实事求是要靠人格、智慧和艰辛;实事求是万岁!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,后人称颂。茶有品,人有格,学有风,道有律,希望茶文化专家、学者,都能够认真践行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,追求真理,敬畏规律,立德立行,建工立业,展现茶德茶格之美。”这真知灼见给笔者以极大的鼓舞。 鲁迅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写出一篇篇针砭时弊正能量的杂文,他人背地里中伤、非议笔者又算得了什么?何况这些中伤、非议上不了台面的。 《史记》云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1990年代以来,茶文化空前繁荣,可以说走在很多学科前列,常听一些茶文化专家、学者说起,当初学茶根本想不到当下如此热门,活动应接不暇。当下体制内的专家、学者,都有不错的薪水,退休后还另有天地,作为一位茶文化学者,笔者愿与各位共勉,超脱“利来利往”,以独立学人为榜样,精准、创新地解读、传承茶文化,为繁荣和发展中华茶文化而努力,无愧于伟大时代。
注释: ①《新茶经》第151-152页,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。 ②《茶博览》,2015年第11期第53页。 ③同上,2015年第11期第52页。 ④2015年6月30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“田螺山遗址山茶属植物遗存研究成果发布会”利发国际lifa88稿。 ⑤程启坤、姚国坤、虞富莲《余姚田螺山遗址疑似茶树根的物种鉴定与研究》,2015年3月《田螺山遗址山茶属植物遗存研究报告汇编》(会议资料)第31页。 ⑥同上,第30页。 ⑦《世界农业》,2015年第5期第199页。 ⑧《茶博览》,2015年第7期第83页。 ⑨同上,2014年第4期第75页。 ⑩《新茶经》第25页。 ⑪《科学饮茶益身心》第2页,竺济法主编,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。 (原载2016年第二期《农业考古·中国茶文化专号》,本次作者作了修改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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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2017-07-20 1楼
    应该有严谨的治学态度,中国是茶叶的故乡。应该有更加深度的研究和实践。谢谢作者
  2. 2017-07-17 2楼
    我只管喝,历史还是历史老师们去搞吧。
  3. 2017-07-08 3楼
    谢谢推荐!
  4. 2017-07-08 4楼
    佩服佩服了
  5. 2017-07-08 5楼
    厉害了厉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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